影响HIV-1 DNA的因素：起始治疗时间、CD4/CD8比值、CD8细胞计数、病毒亚型等。

随着全球超过3600万艾滋病毒(PLHIV)感染者，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的PLHIV人数和相关的医疗费用正在逐步上升。

HIV缓解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即使在长期的CART之后，病毒作为整合的HIV-1DNA仍然存在于受感染的记忆CD4+T细胞中。

致力于根除或永久控制HIV，需要对艾滋病毒储存库进行量化和监测，这要比常规血浆HIV-1RNA检测提供更多信息。

HIV-1 DNA储存库的大小可以预测临床结果和疾病进展，与CD4细胞计数和HIV-1 RNA载量无关。

在两个特殊的HIV感染者群体中观察到非常低的HIV-1DNA：

精英HIV控制者(控制病毒自发复制的人)；

治疗后控制者(在感染早期启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随后能够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中断后的几年内控制病毒复制)。

因此，尽可能减少HIV-1DNA储存库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因为它可能是减少或中断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标准。HIV-1DNA水平也被认为与非艾滋病相关的发病率和病毒抑制患者的死亡率有关。

在HIV-1原发感染期间尽早治疗可限制HIV储存库的大小，确保最佳免疫恢复并抑制T细胞激活。

在中国HIV感染者中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HIV-1亚型影响cART后HIV-1DNA的变化量。在这项研究中，经过18个月的cART，感染CRF01_AE的患者的总HIV-1DNA的下降比感染B亚型和CRF07_BC的患者更明显。正如我们所知，CRF01_AE是中国本土HIV感染者中的优势毒株，而B亚型在北美和西欧和中欧的HIV-1流行中占主导地位。

另一项来自中国的一项研究对HIV阳性的中国成人慢性感染进行了前瞻性多点队列研究，以探讨ART开始时间对ART后HIV-1DNA总量的影响。还探讨了与慢性感染中低HIV-1DNA水平相关的潜在影响因素。

该研究在中国9个城市进行：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南宁、柳州、郑州和沈阳。年龄在18岁到65岁之间，且CD4≤500，未接受过抗病毒治疗。

参与者每天接受300毫克拉米夫定、600毫克替诺福韦和600毫克依非韦伦治疗。

根据基线CD4计数，患者被分成两组：HIV阳性者，基线CD4计数350-500个/mm3(早期启动组，EIG)或基线CD4<350个/ mm3 (延迟启动组，DIG)。在开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前、治疗24周和48周后测量了HIV-1DNA水平，有444名患者完成了所有的HIV-1DNA测量，并纳入分析。

研究中，DIG组CD4细胞数<350个/ mm3者265例，EIG组CD4细胞数在350~500个/ mm3之间者179例。

研究结果显示，EIG中HIV-1AE亚型比例高于DIG(47.2%vs.33.5%，p=0.004)。中位基线CD4细胞计数EIG组高于DIG组。EIG的基线CD4/CD8比值也较高(0.39vs.0.25，p=0.001)。EIG组HIV-1DNA基线中位数也低于DIG组。

图：选定的人口和基线特征

在第48周时，EIG的HIV1DNA中位数显著低于DIG；第24周时，EIG的HIV-1DNA中位数也明显低于DIG。

图：EIG和DIG在不同时间点的HIV-1 DNA比较

两组HIV1DNA下降幅度均在24周内下降最大。

在进行cART 48周后，参与者的EIG中98.9％（177/179）的HIV-1 RNA <400拷贝/ ml，DIG中95.1％（252/265）的HIV-1 RNA≤400拷贝/ ml （p  ＝ 0.033）。

多变量混合效应模型显示，较早的ART开始时间(p=0.025)，较低的基线HIV-1DNA水平(p=0.001)和较高的基线CD4/CD8值(p=0.001)可以预测48周时较低的HIV-1 DNA水平。

图：第48周时HIV-1DNA水平的预测指标

由于没有标准来定义较低的HIV-1DNA水平，因此考虑了两个截断值：HIV-1DNA水平低于检测极限(20拷贝/106 PBMC)和低于100copy/106 PBMC。经cART治疗48周后，EIG组HIV-1DNA低于检测限的比例也显著高于DIG组(7.3%比3.0%，p=0.039)，低于100copy/106PBMCs的比例也显著高于DIG组(37.4%比17.7%，P<0.001)。

在这项研究中证明，与CD4计数<350个/mm3开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患者相比，CD4计数在350到500个/mm3之间开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慢性感染成年人有较低的HIV-1DNA储存库大小，实现低HIV-1DNA水平的可能性较高。

ART的早期启动与ART后随访时HIV-1DNA水平较低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表明在慢性感染患者中，较早启动ART可以实现较低的病毒库水平。

研究还显示，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前较高的CD4/CD8比值与cART后HIV-1储备库较低有关。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较低的基线CD4/CD8比率表明HIV-1感染的CD4+淋巴细胞的免疫激活程度高，动态平衡增殖增强，导致HIV-1DNA储存库的持久性高。

研究有几个局限性。首先，与任何观察性研究一样，即使在调整了已知的可能的风险因素后，由于可能与早期开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较低水平的HIV-1DNA相关的未测量的风险因素，仍可能发生残留的混淆。只有设计良好的大型随机试验才能平衡这些不可测量的因素。其次，随访时间限制在48周以内。在本研究中，CART的持续时间不足以完全理解ART启动时间对HIV-1DNA储存库的长期影响。

因此，需要更长的前瞻性研究来评估不同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启动策略在减少HIV储备库大小方面的长期效果。

结论

cART治疗后HIV-1DNA的降低与ART的早期启动有关，在慢性感染成年人中，HIV-1 DNA基线较低，CD4/CD8比值基线较高。48周时HIV-1DNA低于100拷贝/106个PBMC的相关因素包括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开始时间和基线HIV-1DNA水平。

考虑到较低的HIV-1DNA水平是功能性治愈的重要因素，该研究可能有助于选择和监测可以选择参加病毒根除研究的患者。

参考资料：

Luo L，Wang N，Yue Y，Han Y，Lv W，Liu Z，Qiu Z，Lu H，Tang X，Zhang T，Zhao M，He Y，Shenghua H，Wang M，Li Y，Huang S，Li Y，Liu J，Tuofu Z，Routy JP， Li T*. The effects of antiretroviral therapy initiation time on HIV reservoir size in Chinese chronically HIV infected patients：a prospective，multi-site cohort study[J]. BMC Infectious Diseases，2019，19（1）.

原创丨优优 优艾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