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腾讯医学ME大会在北京举行，我应邀参加并做了演讲，主题是《艾滋之问》 。演讲时，我重点讲了三大问题：

一、中国30多年和抗艾之路

1985年，世界上发现艾滋病的第四年，北京协和医院报告了中国第一例艾滋病。直到1993年，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才1000多例。但不幸的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HIV感染率开始快速增长。并且，在2003年之前，中国没有免费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所以当时艾滋病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恐慌。

截至2018年，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约有125万，其中新报告的约为8万人。我们的总体感染率是万分之九，是艾滋病毒的低流行区域。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性传播感染的比例已经占到HIV新报告人群的97%，所以我们急需宣传艾滋病的科普知识。

中国一向非常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在过去20年中，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指南，对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科学家在政府的支持下，也在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艾滋病抗病毒防治方案。

我们从国外引进治疗艾滋病的仿制药，在中国人群身上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研制出适合中国人具体情况的新的组合方案、新的剂量以及新的适应证。我们扩大艾滋病毒的检测范围，近5年来，我们检测过的人数从1亿增长到了2亿，这样能够使更多的感染者被早期发现。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研究艾滋病机会性感染引起的并发症，如痴呆综合征、脑动脉硬化、心肌梗塞等。去年，我们首次在国际上提出艾滋病全病程管理（或者叫综合管理）的新理念。这个理念就是把艾滋病的宣传、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干预，以及对于早期诊断之后的个体化治疗，并发症的治疗以及长期治疗进行了总结。

我们将这些方案写入了《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让我们的临床医生都用新的指南来提高治疗水平。

十多年来，中国艾滋病的病死率下降了86%。从2003年的百人年病死率22.8%降至2014年的3.1%。

世界卫生组织和UNAIDS（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来，希望在2030年能够终结艾滋，因此我们需要尽早发现更多的感染者并给予他更有效的治疗。

二、艾滋病防治，中国应该怎么做？

我个人觉得除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相关措施之外，中国应该进行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促进基础研究向临床成果的转化，要促进政策方面的进一步改进。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研发的艾滋病一类化学新药只有一个艾博卫泰，剩下的都是仿制药。

除了并发症，免疫重建障碍也是造成艾滋病无法治愈的原因之一。25%～30%的人治疗之后病毒控制了，CD4却增长不上来。原因一方面是胸腺功能受限，另一方面是慢性炎症导致CD4增长不上来。

对于慢性炎症如何控制、如何减少？这是国际上一个新挑战和新的研究热点。10年之前，国际上已经开始尝试用一些老药，比如说氯喹、羟氯喹、他汀类药物等等来尝试治疗慢性炎症，但是到目前为止都失败了。

所以，我们的团队也开始在10年前用中药雷公藤做尝试。最近4年，我们又和上海制药总厂把雷公藤里面的有效成份羟基化，变成一类化学新药，进行临床实验，有望在今年启动第一例病人入组，因为国家已经批准了这个实验。

我认为在艾滋病的管理方面，还应该建立艾滋病诊治的全新模式，这个模式有疾控、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三位一体，针对艾滋病这种既有传染性，但是治疗之后没有传染并出现并发症的慢性内科疾病，进行科学防治。

三、艾滋病能治愈吗？YES！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两个艾滋病人完全治愈。一个出现在10年前的柏林，一个是今年刚刚报道的，在伦敦。当然，这两个患者都非常特殊。以伦敦患者为例，他同时患有艾滋病与血液恶性肿瘤，2016年，治疗小组决定为他寻找骨髓移植配型，主要目的是治疗癌症。治疗小组找到一名合适的骨髓捐赠者，捐赠者的CCR5基因罕见自然突变，能够抵抗艾滋病病毒入侵。治疗小组预期，如果造血干细胞移植顺利，不仅能够治疗“伦敦病人”的癌症，还有望获得额外收获，即驱赶艾滋病病毒。虽然这种案例是非常难以复制的，却为我们攻克艾滋病带来了新的希望。

目前，对于艾滋病最大的问题还是认识上的误区。很多老百姓甚至医生都仍然认为艾滋病是超级肿瘤，是不可治的疾病，谈艾色变，尤其是认为艾滋病传播传染途径是和病人一起吃饭、呼吸道传播等，这个是错误的。大家一定要了解的一个真相是——艾滋病只通过三种途径传播：没有保护的高危性行为、母婴、血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途径。

来源原创丨HIV最新动态 艾滋病